文汇 6小时前
文学经典化与中国文学的“洗牌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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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文学的经典化问题,也许是在描述一种命名,一种标尺,而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重提 " 经典化 ",也可能意味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所秉持的异乎寻常的观念与立场,以及于文学新变中怎样展开文学史的书写。本期 " 现场 " 栏目,周敏、王海晗、王一梅三位青年学者将在 " 朝前看 " 与 " 向后看 " 两种视角交汇下,观照中国文学的 " 经典化 " 与 " 洗牌时刻 " 是如何同时发生的。——顾奕俊(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文学经典化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有关它的讨论由来已久。尽管对于何谓经典以及如何经典化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论者普遍强调其价值引领的意义,认为评价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重要维度就是经典作品所代表的思想高度与艺术水准。换言之,经典之中有着值得保存承续的精神内核,并且能够不断地与当下语境发生对话。

不过就今天的数字化社会而言,在媒介技术变革深刻介入文学生产的背景之下,本质主义的经典观念似乎已经失去了与自身相对应的语境,文学经典化在当下的意义与合法性也不再是无需申辩。首先,一部经典的形成总是依托时间的沉淀,往往经历文本筛选、理论争鸣与改编传播的漫长过程。对于经典的判断,固然依据其内部的文学价值,但也有赖于众多外部因素的合力塑造,在一定程度上,经典也是被期刊、选本、影视剧等物质媒介 " 生产 " 出来的。眼下海量的文学作品充斥着阅读市场,众声喧哗的同时亦泥沙俱下,对于同样一部新著可能出现极端分化的评价,其传播接受还在不断地延展与建构之中。其次,经典本身的属性已经在悄然之间发生了蜕变,我们惯常所说的经典常常带有相当程度的纯文学色彩,并且与学院体制高度融合,一般都是经由学院化批评的形塑最终进入文学史的序列。随着文学技术形态的革命性变革,所谓的专业性创作已不再拥有强大的感召力,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素人写作等共同分享算法与流量的规则。畅销书可以凭借传播优势一跃成为流行性读物,文学被分割成不同的受众群落,彼此之间难以进行有效对话。大众消费文化在此显示出无远弗届的渗透力,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有关经典的定义权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转变趋向,从学院、评奖、教育等体制性的因素向市场规则靠拢,甚至受到资本的严重裹挟。因此,一部作品能否经典化,在官方的认可之外,更多需要接受自由市场的检视。当评价标准持续分化,何谓经典的判断便显得尤为困难。

新的社会语境给文学经典化问题带来了结构性的困境,但面对时代的冲击,有必要调整文学主体的应对策略。第一,学院批评仍是经典化的重要推动力,批评家与学者需要肩负起勾连当下与传统的重任,在阐释评价的过程中兼顾同时代性与历史化的双重特征。尽管经典的内涵已经变得模糊松动,但其根基在于作品本身所能够激发的 " 永恒美学价值 ",只有具备原创性、思想性、艺术性的创作才能够流传下来,而学院化的文学批评贯穿着文学创作、传播与接受的全过程,在划分作品优劣、引导创作和读者、推动理论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学现场瞬息万变,而经典需要沉淀积累,因此有学者便认为在当代谈论经典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其实这二者之间看似矛盾,却可以辩证地相互转化,当下文坛因为时间距离的缺失或许没有已然成型的经典,但却不乏正在被建构中的经典。换言之,推动经典化的批评本身也即经典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一些先锋的作家之所以比较早地走上经典化之路,与同时代批评家及时鲜活的阐释密不可分,这样的例子在现代文学中已比比皆是。就拿 " 新文学之父 " 鲁迅来说,他的小说恰恰在诞生之初就引起了五四一代批评家的密切关注,胡适 1922 年为《申报》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茅盾 1923 年发表的《读〈呐喊〉》,不仅对鲁迅问世不久的作品作出了重要的评论,且描述了阅读语境中产生的普遍精神效应。从这些已经成功的典型案例来看,文学经典化的建构在当前语境中有其充分的合法性,并且能够与同时代人的现场批评密切融合。

另一方面,所谓的经典之作也必然拥有历史化的典型属性,文学现象需要寻求历史逻辑的支撑,经典化的可能性正在于能否在碎片化的文学现场中,重建具有普遍感召力的文化共识。在这一方面,新东北文学作出了很好的示范,面对双雪涛、班宇、郑执等 "80 后 " 东北青年作家的创作兴盛现象,同时代人黄平、刘岩等研究者所做的却是一种历史化的批评,通过作品中父与子的代际关系来透视隐藏在怀旧情绪中的工人阶级的普遍乡愁,并把创伤书写与东北老工业基地当下的生存境遇关联起来。可以说,这样的研究在敏锐捕捉创作热点的同时也嵌入了特定的历史情境,堪称一种及物性的学院批评。从长远看,纳入学术、教育系统是经典化的长效机制,作品出现在研究著述、教材、课堂中,通过传播确立其文化地位,而目前来看,学院批评提供了一种最可信赖的准入标准。

第二,倘若说学院批评仍是当下文学经典化需要坚持的常数,那么置身于当下新大众文艺语境引发的文学格局变革,批评的路径也必然面临更多开放式、多样化的 " 变数 " 选择。新大众文艺是覆盖面极广的文学现象,其所具有的融媒性、大众性、公共性等特征拓展了阅读空间与作家结构,改变了文艺的评价标准,构建了立体动态的文学生态,与之对应,唯有以更为丰富的大文学观参照创作现场才能紧跟时代文艺脉搏的演进。

首先,当代文学经典应该成为能够充分彰显大众主体性的文本创作形态,这不仅指大众的价值观与审美趣味支配了文学的内涵,更意味着大众作为写作主体与读者主体双重身份地位的确立。新大众文艺表现出 " 大众写、写大众、大众评、大众享 " 的特点,各个阶层的普通人都能够参与文艺创作、评论与传播的各个环节。素人写作的兴起正处在此一潮流之中," 育儿嫂 " 范雨素、" 快递小哥 " 胡安焉、" 外卖诗人 " 王计兵等作为一线亲历者或见证者,以自述的方式记录个性感受。但非虚构文学爆火出圈,其实也承担了某种文类上的吁求和想象——致力于建构一种新颖的有生命力的流行文学经典。此外,大众在掌握书写权力的同时,也作为接受者角色参与到文学精品的共创之中。当代经典的生产逐渐褪去作者中心主义色彩,其重心已然转移到文本与读者的互动关系上。在网络文化圈层与青年亚文化社群中,用户通过跟帖回应、转发评论、视频弹幕、榜单投票等方式形成数字平台的舆论场,微博、微信、豆瓣、小红书等 App 生产出海量的自媒体评论,提供丰富的集体阐释。诸如此类的素人批评构建出非常独立的价值体系,与学院派形成互补,推动经典标准的多元化。

其次,当代经典的生命力在于持续不断的 " 再媒介化 ",媒介并没有消解经典的合法性,却重构了经典的生成逻辑与存在方式,推动其从单一的文本形态过渡到 " 文、音、影、游 " 的跨界共同体,形成延伸性、互动型、开放式的叙述网络。全媒时代文学经典想要拓展传播路径,只有通过与影视改编、音乐创作、游戏植入、文创构想等深度融合,不断拓展艺术边界,从而激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近年来,文学的 IP 集聚效应越发明显,从 B 站平台上鲁迅《野草》的说唱改编到《三体》的电视剧翻拍,经典化的情节与意象在不同媒介间自由迁移,文字获得了声音、影像、图片等具身化的形态表达,变得丰盈且饱满。这些经典文化 IP,往往在播撒时代理念的同时又创造经济价值,通过产业链的持续曝光积累影响力。由此而言,新大众文艺语境下的当代经典应当是既叫好又卖座的创意标杆,不仅追求超越性的精神维度,也依赖对应的物质载体加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经典的定义范式正在发生转移,它不再是那些清晰自足的原点,而是与接受语境高度合拍的移动坐标系。文学经典固然照亮了现实,但是变动不居的现实也反向塑造了经典,使得它已然成为一种面向当下的生生不息的传统。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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