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公告，把申通推到了聚光灯下。

2026 年 8 月 4 日，国家邮政局宣布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依法立案调查，起因是今年以来，使用 " 申通快递 " 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作为品牌方的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 [ 1 ] 。

此次被查的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承担全网快递业务实际运营管理职能，属于品牌总部运营实体，这意味着监管这次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总部的管理履职情况，而不是某个出事网点 [ 3 ] 。

而聚光灯之外，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名字——陈小英。这位 1976 年出生于浙江桐庐的女企业家，1993 年与丈夫聂腾飞等人共同创办了申通的前身。

1998 年丈夫意外离世后，她和兄长陈德军接过盘子，把申通一路做成中国民营快递的标杆，2016 年借壳登陆 A 股。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 2019 年——兄妹俩分两次向阿里巴巴出让股权，先是 14.6% 作价 46.6 亿元，随后 31.35% 作价 99.82 亿元，合计套现约 146 亿元。

创始人早已功成身退、远赴海外，留下的是一张以加盟制层层外包的庞大网络，总部忙着收派费、赚差价，末端的安全责任却始终飘在半空——这次立案调查所戳破的，正是这层窗户纸。

事件当晚，申通对外公开回应完全接受、坚决服从主管部门立案调查，公司安委会启动全网专项整治，动作包括全面梳理安全制度、改组安全机构、压实业务安全主责、落实省区属地责任、增设安全过程考核、落实安全结果一票否决，并推动直营、加盟商、供应商一体化安全管理 。

受此重大合规事项影响，原本计划 8 月 7 日上会、拟募集不超过 30 亿元的可转债融资当晚被终止，上市公司向深交所撤回了全部申请文件 。

值得注意的是，2026 年 6 月极兔速递同样因同类问题被国家邮政局立案调查，申通已是短时间内第二家被总部级追责的通达系巨头，加盟制品牌总部再不能以 " 网点是加盟的 " 为由规避法定安全统一管理责任，监管 " 穿透式 " 问责的信号越来越清晰 。

之前从快递到外卖，中国另一支庞大的一线队伍正承受着相似的挤压——只是压在他们头上的算法，比总部的 KPI 来得更冷。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外卖行业，全国约有一千二百万名外卖骑手。

这一市场在新冠疫情期间迅速膨胀，当时许多人失去了长期工作，封控措施也促使更多人转向点餐外卖，对配送员的需求随之激增。进入后疫情时期，长期就业前景依然黯淡，中国经济复苏乏力，越来越多的人转投零工行业，外卖配送领域的竞争也随之加剧。

骑手人数增多，意味着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订单量在减少。

之前中国数字领域专家、一家专注于中国市场的咨询公司创始人 Ashley Durok 以一个片区为例说明了这种变化：过去一个日均 5,000 单的区域由大约 200 名骑手服务，如今骑手数量已增至约 300 名。

竞争加剧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收入下降、压力上升，骑手每日的总收入较此前减少约 9% 至 10%，为维持收入，他们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29 岁的 Yang Sing 一个月前开始送外卖。

此前他一直在酒吧工作，但他先后任职的最后三家店都相继倒闭。八月，一名外卖员在赶时间送单时不慎撞倒了一处围栏，其电动车钥匙随即被保安没收。

这名工人当场求情，事件引发了其他骑手的抗议，他们要求保安道歉。不过，骑手和业内专家都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外卖平台的算法。

之前 Ashley Durok 指出，算法把整个配送过程变成了一场游戏，其 " 恶 " 在于完全忽略了人的因素。

这一循环不断重复，并在大规模层面反复发生，压力也随之不断加码。部分骑手表示，这样的算法有时会诱发危险的驾驶行为。

零工经济从业者普遍缺乏保障，医疗、保险和职业稳定性都难以得到覆盖，相关监管框架也尚不完善，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群体所承受的压力和不确定性。2024 年第三季度，中国录得一年多以来最慢的经济增速，青年失业率连续数月维持在高位。

之前 Ashley Durok 认为，如今的中国消费者对中国经济、对持续增长以及对未来的信心明显减弱，人们不再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而这正是整个市场面临的最大挑战；要重启经济，必须先让消费者情绪和信心回升，这也是当前政府、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在努力的方向，即让人们相信隧道尽头仍有光亮。

根据之前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过去三年中国的零工从业者规模约为 2 亿人，几乎相当于中国劳动人口中每四人就有一人从事零工工作。观察人士认为，随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越来越接受灵活就业，这一数字预计还将继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