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 25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罚没合计 51.79 亿元，由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按携程 2025 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469.58 亿元的 7.5% 罚款 35.21 亿元构成，同时责令平台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

监管对携程违规行为的处罚，基于两点：一是以流量倾斜诱导 " 特牌 " 酒店独家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给出全网最低价，不配合就限流、摘牌、扣储备金。

仅从金额看，携程此次被处金额介于阿里与美团之间，不过 7.5% 的罚款比例，意味着携程此次违规行为走到了深水区。不管是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还是调价助手，本质在于，携程正运用自身优势地位，去直接干预、左右乃至决定商家的运营规则，插手酒店经营环节。

科斯曾在《企业的性质》里提出，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他给出的答案是，企业可用组织内部命令替代市场交易，节省交易成本。

节省交易成本目的之一，就是提升效率。过去多年，为了提升效率、达成更优经济效益，官方往往会在不同行业进行事实层面的部分权力让渡，让企业主体来到舞台中央，协助各方达成效率提升。

包括在线旅游平台早期，一部分市场组织功能无疑让渡给了平台，包括主体间撮合、排序、信用评价、履约保障、争议初裁等等，本质是为了借助平台，让行业参与各方达成生态的良性循环，促成更可接受的效率提升。

只是随着平台逐渐做大，马太效应形成，头部平台借助自身优势地位打破了这一生态平衡——原本受托试图将市场撮合更平顺的平台开始凝望深渊，将本不归属于自己的惩罚权、终局解释权，统统攥在了手里。

携程此次被罚，本质就在于将部分被官方委托的公共功能私有化，并服务于公司持续且深度的利润获取。

2026 年《财富》中国 500 强的一份子榜单里，净利润率最高的 40 家公司，携程位居第二，净利润率超过 50% ——这一口径包含了投资收益，但足以严肃审视携程的利润丰厚度。

公司设立本就是为了营利这无可厚非，只是达成利润的手段，必须有所约束；如若将各方让渡给平台的权力一味自我消化，流量与利益的分配便会从效率工具变为私有，千万商家汇聚而成的流量以及潜在的巨大利益，就成了平台 " 拥兵自重 " 的利器。

其实拉长时间线，早年的携程并非如此。

过去二十多年，携程在一个高度分散、线上化率不足的行业里，一路解决了货不对板、履约不稳、售后服务等诸多行业痛点，也将业内数十万酒店变为可供消费者一键下单的标准商品，近些年又用 SOP 流程建设完善用户旅行周边生态，补上了行业基础设施的短板，这也让竞对者一时难以对其形成有效分流。

这一过程中，同程、途牛被入股，去哪儿、艺龙被并入携程体系。尽管行业集中度被逐渐拉高，但一切都曾被默许：逐步增强的平台，曾为各方节省沟通、比价和追责成本，整体向好，一切可控。

然而，如何让越发强大的平台真正实现自我约束，并让被让渡的权力在内部得到约束，或许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按 GMV 计，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携程 2020 — 2025 年份额分别为 53.5%、54.0%、53.3%、59.1%、58.3%、58.7%；按营业收入计，同期份额为 53.4%、51.5%、51.1%、58.9%、58.5%、56.8%。

如此一目了然的行业优势下，酒店很难有资格说出自己可以不上携程。其代价基本可以等同于退出主流线上入口。尤其在高星酒店 ADR 较高、携程 BD 覆盖更匹配的地带，平台对关键供给的握力则更强。

更为关键的是，平台本为促进效率提升而设的运营工具，也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改变了性质，实质转化为了一种为达成更大优势地位的倾轧手段。

以往，若一家强势企业要渗入并掌控上下游，往往需要资金入股。不过到了今天，平台经济不再需要资金直接参与，仅靠流量分配，就能变相掌控商家的去留，对其实际经营产生深远影响。

事实上，包括此次处罚和以往对携程的报道，都多次指出，平台特牌、金牌、全网最低价、调价助手、挂牌通、订单储备金等手段，正是上述控制的一种演化。

本质则在于，平台对自身权力的深度越界——在本分地达成效率、实现撮合之外，平台对商家更像一个拥有 " 立法 " 条款、巡查手段、执行罚没的变相治理机关。

尽管平台扣除的是商家储备金、限制的是流量，但限制商家的结果已客观成形。从这点上说，相较以往反垄断案例里平台对商家的 " 二选一 "，彼时商家起码多多少少还有得选，这次携程案例更进了一步，行为越界跨度更强，也更加隐蔽。

正因如此，相较此次携程被罚更值得警惕的是，当优势平台一旦开始滥用并变相私有化被让渡的权力，甚至从运动员变成裁判员后，这种更隐蔽、更高级的 " 不本分 "，治理难度正在变得更高。

这或许也解释了携程此次 7.5% 创纪录的罚款比例。

而在权力让渡的过程中，一旦涉及竞争规则的制定权、对市场主体的变相强制权、争议发生后的最终裁判权，博弈的难度与复杂程度就会陡增。此时，如何让获得权力让渡的公司意识到自己该遵守的边界，始终不是一道易答题。

实际上，此次携程被监管总局正式处罚前，贵州、郑州等多地监管部门也曾约谈平台。而在消费侧，本次处罚未涉及大数据杀熟、捆绑销售等争议。这类问题多半归消费者权益保护、价格、电商规则条线，不在这次滥用支配地位的案由里。

也正因如此，仅借由一张反垄断罚单改善 OTA 行业的各方体验，或许并不现实。这注定是一场漫长的博弈历程。

对携程来说，超 50 亿元的罚单也很难从根本上动摇这家企业的优势地位，其仍握有中国旅游行业最强的供给组织能力。一纸罚单改变不了这家公司行业地位，却能给公司划出必须遵守的活动范围。

当下，旅游行业线上化率已趋高位，而独家供给与最低价锁定带来的议价权被监管否定。仅从业务层面来说，未来携程需要和其他竞对者比拼的，是服务质量、供应链深度、国际化履约等硬实力。相比以往模式，这样的 " 辛苦钱 " 赚得不会太轻松。

换个角度看，万事不绝对。某种程度上说，作为一家行业龙头，行业本身的生态建设本等同于企业自身的健康。这或许也是此次处罚的真正意义所在：本被委托为各方点灯的先驱者，不该去决定谁才有资格看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