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门经济长短经》是《长短经》的序，这是一篇赵蕤的自序。

自序开篇，赵蕤就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制造车子的匠人，担心大家都没钱买他的车子，制作弓箭的匠人，生怕自己弓箭射不死人。

是他们本身就有爱憎吗？不是，这是他们职业的缘故。

再比如说，医生担心人们不生病，不生大病，不然他们怎么有机会捞钱呢；做课外培训的老师，生怕学生在学校就学会了，不然他的课外班谁还会报呢，他怎么赚大钱呢？自然是笨学生越多越好，学校的老师最好什么也不教；做官的人，生怕有刁民闹事，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乖乖听话照做，不然他的工作压力得有多大呀，又怎么能安稳地坐在办公室喝着茶轻松捞钱呢！……

同理，是这些人本身就坏吗？不是，是他们的职业缘故。

就像以前，我做图书策划编辑的时候，恨不得全国人都爱看书，尤其是人人都想当老板，那样我策划的书就不愁卖了。

就像现在，我恨不得所有看到我这个专栏的人，都买我这个专栏，这样我就可以小赚一笔了。

这就是赵蕤在《长短经》中所说的 " 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

所以，正常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学了纵横谋略之术就想着天下大乱，自己不就有了用武之地吗？

学习了兵法韬略，就希望有仗可以打，这样不就可以把自己一身才华应用起来吗？

这是极为正常的观点，正如我们现在选择大学专业，大学毕业以后，不也是想找一个对口的职业嘛！

你学的是新闻，想去当记者；他学的是医学，想去做医生；他学的是考古，想从事考古方面的工作……

但是，学新闻的太多了，没那么多职位怎么办？

有人去选一个相对沾边的，比如编辑这个职业，有人去当老师，也有人去送外卖。

医学院的学生太多了，医院也不好进去，怎么办？

那就进药厂，或者去研究药、或者去制药、或者去卖药。

考古专业的人太多了，怎么办？

实在容不下，你想干点什么沾边的职业也行，实在不行，有人去做另一种考古，盗墓、贩卖文物、或者跟盗墓贼打交道，做文物贩子。

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变现，有人是正道，有人是歪门邪道。

连孔子也担心这样的后果，于是，孔子做《春秋》，倡导大家都要走正道行正念，编撰《孝经》弘扬美德，避免更多的人去走邪路。

圣人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他们做事，可以防微杜渐，可以垂范后世。

但是，不管你选用什么样的治理策略，迟早都会出现弊端，如果不解决这个弊端，就一定会出乱子。

所以，治理国家、管理百姓历朝历代很少有沿袭之前制度的，都是在先前制度上做优化和改良，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比如说，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礼教，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又各有不同的治理策略。你不能说哪种是错的，没有成功的模式，只有适合时代的模式。

赵蕤总结说，古人治理国家有三种方式：王道采用的是教化模式，霸道采用的是威慑手段，强国采取强制胁迫的办法，一切都应该根据当前的形势而定，绝不能顽固不化，墨守陈规，而是要顺应时势。

连管仲这个齐国名相都说：" 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比如当时。"

意思就是说就算是圣人，也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智者固然能谋善断，但是，只有顺应时势才能算高明。

同样作为齐国国相邹忌也有类似的论述：" 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

大概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政治文化礼仪规范都是为了匡正时弊，补救失误。

顺应时势就用它，不能适应时势，就舍弃不用。

所以，赵蕤总结说，说一千道一万，不管推行什么道，一定要顺应大势，因时而变。

这就是帝王之道。

它不单纯说教化，也不是强制胁迫的方式，而是黑白夹杂，混杂不清的模式，它比不了夏禹、商汤、周文王，但是，它却可以匡危救济，稳定国势。

赵蕤在自序末尾指出，担心儒生们困在已有的认知走不出来，所以，专门写了这本《长短经》来阐述长短之道，点透变通的哲学。

在这部《长短经》中，作者赵蕤总结了历代经验教训，为我们解析深谋远虑之道，可以说对我们经世致用，也是大有好处的。

下一篇内容，开始正文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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